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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常识

史官的腰杆 文人的笔杆


发布时间:2014年06月09日

地理学家遇到难题 

 

      提起地方志,很多人比较陌生,那我们就先从一件趣事说起吧。 

      香港著名国际地理学家陈正祥教授,曾长期担任国际地理学会各相关委员会委员和主席。有一次,联合国有关部门给他下达了一项特殊的任务:提供中国蝗虫灾害分布图。 

这可把这位大地理学家难住了。中国不仅没有此类地图,而且也没有资料来编绘这种特殊的地图。时间一天天过去了,陈正祥能不急吗? 

      可想而知,那些日子里,陈正祥的脑子里一定装满了可恶的蝗虫,他不由得想起了驱蝗之神刘猛。过去,人们饱受蝗虫之害,无奈之时,自然就把希望寄托于神灵,于是有了传说中专门驱除蝗虫的神——刘猛将军。遭受过蝗灾的地方往往建有刘猛将军庙、虫王庙、八蜡庙等。中国的农民很穷,不是迫不得已,他们是不会劳民伤财去建庙的。因此他推断,建这些庙的地方,一定发生过严重的蝗虫灾害。 

      可这些庙址哪里会有记载呢?他想到了素有“地方百科全书”之称的地方志。于是,陈正祥查阅了3000多种地方志,将建有此类神庙的地方一一标注在地图上,绘成了《中国蝗神庙之分布图》。他又根据地方志对蝗灾的记录,计算出了蝗虫出现的频率,编写了《明代北方蝗灾之频率》一书。陈正祥巧借地方志顺利完成任务,受到海内外的广泛赞誉! 

      “纵贯古今,横陈百科”的地方志,历史地位自然极其重要。难怪过去为官者中有句流行语:为一任之官,造一方之福,修一地之志。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新上任的官员,必先做两三件于百姓有益的事。宋元以后这些事就特指断案、减赋税和修志。不过修志毕竟是一项浩繁的工程,遇到社会动荡之时,想修志也未必能修成。 

 

赵匡胤所敬畏的人 

 

      修地方志,也即古书中说的方志或志,有着悠久的历史。 

     古时没有独立的地方志,志最早存在于史中。据说黄帝时期,仓颉为左史,沮诵为右史,二者都是史官。此后历代都设有史官,其职能是记录当时发生的有一定意义的事件,兼有舆论监督作用。春秋时期晋国的董狐就是很有名的史官。 

 据记载,晋灵公十分昏庸残暴,大臣赵盾曾多次进谏,晋灵公竟然设计要杀害他。赵盾为了避难,被迫逃亡国外。  

      后来,赵盾的一个亲戚找机会杀死了晋灵公,为赵盾报了仇,并立了新国君,还把赵盾接回来官复原职。根据当时的观点,臣子弑君是不忠不义的表现。因此,不想承担弑君罪名的赵盾,看了史官的相关记载后十分生气,对董狐说:“晋灵公死的时候我不在朝中,怎么能说是我杀的?你这样乱写,是诬蔑朝廷命官,是要被杀头的。”  

 董狐不慌不忙地回答:“你那时虽不在国都,但你现在身为晋国大臣,却从未追究过弑君之人的罪责,说你不是这件事的主谋,谁也不会相信。”赵盾一听,觉得也是这么回事,但他还是说:“你修改一下吧,改了对大家都有好处。”董狐却说:“我的职责就是真实地记录历史,而修史最重要的就是真实,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来不得半点虚假,否则就是欺骗后人。丢了脑袋,对我而言是小事,但丢掉了作为一个史官应有的节操,就是大事了。” 

      史官的威信就是靠董狐这些人树立起来的,所以,后来连皇帝也害怕史官。 

 有一次,宋太祖赵匡胤罢朝后一直闷闷不乐,时间长了,内侍王继恩忙问何故。宋太祖说:“早上前殿指挥一事,偶有误失,史官必书之,故不乐也。”众所周知,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后,又“杯酒释兵权”,使自己的统治地位稳如泰山。这样一位开国皇帝“偶有误失”,竟然怕“史官书之”,足见史官之威。 

 

为陆机扬名的《洛阳记》 

 

      后来,志逐渐从史中分离出来,但与史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记载一个地方一定时期自然和社会状况的资料性著述,修志如果脱离了历史事实,那是无法想象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史与志还是“难舍难分”,现在我省的地方志机构仍是史志合一。 

      地方志大致经历了隋唐以前的初创时期、隋唐发展时期、宋元定型时期、明清鼎盛时期及新中国的繁荣时期等发展阶段。 

       洛阳方志的编纂机构最早建于周代。《周礼·春官·外史》记载:“外史掌四方之志。”《周礼·地官·诵训》记载:“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外史、诵训等都是方志的管理、编修机构。但那时的地方志只是志书的雏形,组织形式、名称、内容、体例等,都与实际意义上的志书有很大差别。西晋陆机的《洛阳记》和北魏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是这一时期洛阳地方志的代表之作。 

 陆机文才出众,和弟弟陆云齐名天下,时人号称“二陆”。陆机一生著述颇多,当时流行于世的文章就有三百余篇。不过,他想不到的是,他的《洛阳记》会在洛阳方志史上树起一座丰碑。陆机的《洛阳记》主要记述了东汉、曹魏、西晋时期洛阳城内宫殿的方位、大小及功能。譬如书中记述:东汉承风观“在南宫,高阁十二间”;太学“在开阳门外,去宫八里,讲堂十丈,广三丈”;曹魏承明门为“后宫出入之门”。想必在洛阳生活期间,陆机曾对不少建筑和遗迹寻访考证,耗费了不少心血,要不然就不会有《洛阳记》扬名于世了。 

 

折射洛阳盛衰的《洛阳伽蓝记》 

 

      陆机著《洛阳记》后,又有其他人著的三部《洛阳记》问世,但无法和陆机的《洛阳记》相提并论。也许是受陆机的影响,随后出现了不少类似的志书,如《洛阳宫殿名》、《洛阳宫殿簿》、《晋宫阁名》、《西晋洛阳图》等,体现了洛阳方志纂修者初期的方志意识,即分门类纂修志书的构想。可惜这些早期志书已佚失,仅有少量文字散存于《元河南志》、《唐两京城坊考》等书中。清代学者王谟有多种辑本存世,收于《汉唐地理书丛抄》。 

       继陆机之后,在洛阳方志史上“大放光芒”的是北魏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 

 杨炫之是北魏平郡(今河北省遵化县)人,曾任北魏抚军司马,在京城洛阳为官,对洛阳有深厚的感情。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后,杨炫之跟随孝静帝迁到邺城居住。若干年后,杨炫之再次来到洛阳,看到昔日繁华的洛阳城,历经战乱后已是“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凄凉之景使他顿生痛惜之情,便拿起笔来,记录旧事,描述古迹,于是就有了流传后世的方志专著《洛阳伽蓝记》。 

     《洛阳伽蓝记》共分五卷,以京城洛阳佛寺的兴废为主题,记述了当时洛阳的政治、经济、军事、人物、风俗、地理及掌故旧闻,反映了北魏王朝和京都洛阳的盛衰演变。杨炫之经过精心构思,运用流畅生动的语言和高超的表现手法,准确地描绘出京城洛阳的巨幅图画,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当年洛阳雄伟的城郭,富丽堂皇的宫殿、官署,随处可见的亭、台、楼、榭,豪华的贵族庭园及壮丽的寺庙。 

 

    “超级神童”的洛阳志书情 

 

      隋唐时期,洛阳城市志的纂修进入成熟期,史志修纂工作逐渐受到官方重视。虽然这一时期官修史书之风颇为盛行,但文人著述仍显示出巨大的影响力。 

 其实,隋朝大业年间,我国历史上大规模、有组织的修志活动就开始了。唐朝时修志工作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制度。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曾下诏:州郡图经每三年编纂一次,后改为五年一次。同时还规定,如果州县有变化或有山河改移的情况,则随时编纂。由于皇帝的提倡,修志工作越来越受重视,连唐太宗的第四子魏王李泰,也主修了全国性地理总志《括地志》。曾两次任宰相的李吉甫也编纂了《元和郡县图志》。 

 当时的洛阳是世界性的大都会,许多全国性的志书是在洛阳完成的。同时,洛阳方志的纂修工作也进入了成熟期,其中尤以韦述撰著的《两京新记》最具有代表性。 

 唐王朝结束战乱、统一天下后,对图书的搜集工作十分重视。高祖武德年间,他下令在民间购募遗书,重赏钱帛,并令人用楷书抄写保存。唐太宗时又下令征集图书,并派大学士进行校订、整理,使国家图书大增。在官府的影响下,民间出现了私人藏书热,而且私人藏书的数量日益增多,已出现了万卷以上的藏书之家,其中韦述家的藏书达到两万卷。 

 因家里的藏书多,使酷爱读书的韦述有了良好的成才环境,他十岁时已读了两千多卷古书。正应了那句老话:“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他写起文章来挥笔而就,十岁就撰写《唐史》三十卷,真是一个“超级神童”。 

     《两京新记》成书于开元十年(公元722年),是韦述撰写的城市地理著作,全书共有五卷,现仅存三卷。1895年,曹元忠有二卷本《两京新记》辑本问世,从其中的“东京”部分可知,该书仍是以记述隋唐洛阳城的宫殿、里坊、市场为主要内容,对研究那个时期洛阳城的城市建设及经济文化现象很有借鉴意义。  

      唐代韦述撰著的《两京新记》,开了中国城市志编写体例的先河,此后的《元河南志》就继承了其体例,也标志着志书新时代的到来。 ( 作者:刘保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