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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志理论

论从家族修谱到社区、行政村修志的现代转换(上)


发布时间:2018年05月15日

论从家族修谱到社区、行政村修志的现代转换

易介南 任国瑞



提 要:家谱和地方志,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是构筑中国历史与文化大厦的重要文献支撑。旧时由于国有史、郡有志、家有谱,传统文化的覆盖是全方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部分家谱被焚毁或停修。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传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列入国家重大文化工程。要实现文化兴国的目标,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让基层百姓以最直接的方式接受传统文化的滋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熏陶。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举措,就是全面启动村志、社区志的编修,让最基层的行政单位——村和社区修志去取代旧时的家族修谱。为了达成这一目标,需要解决认识和思路问题。首先,要充分认识家谱编修的传统与家谱的功能意义;其次,要探求村志、社区志对家谱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的途径;最后,要有村志、社区志编修的基本思路。

关键词:家族修谱 社区 行政村 现代转换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文化自信是对文化的作用及其生命力、创造力、影响力的深度认同和执着信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文化发展繁荣的系列重要论述中,多次强调文化自信问题,并把对它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新的境界。他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中国有着悠久璀璨的历史,有着百折不挠的奋斗历程。连绵不断地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为传承文明与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地方志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赋予我们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志文化的使命,为当代社会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特别是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作出我们的贡献。

中国人重视历史,已经被写下的历史和将要被写下的历史都备受尊重。每个中国人都有“青史留名”的情结。国史、地方志、族谱给每一位中国人都提供了“青史留名”的机会。地方志经过新中国两轮修志实现了从旧志到新志的转换。但是家谱在新时代还没有找到创新发展的有效途径。经过近百年的历史变迁,聚族而居的状况发生了根本改变,家族观念正逐渐淡化,但家庭还在。从旧时代的大家庭到现代的小家庭,家庭的本质没变,中国人重视家庭的观念没变。家庭由过去为家族的一分子,变成社区、行政村的一分子。社区、行政村以家庭为基础,构成了新型的、现代的邻里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远亲不如近邻”,同宗同族的关系不如社区邻里之间的关系。社区志、行政村志编修取代族谱,让普通人都有载入史册的机会。社区志、行政村志取代族谱,发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中的作用,可以取代千百年的家谱继续发挥对普通中国人的影响力。

本文拟通过分析家谱编修的传统与家谱的功能意义,分析村志、社区志对家谱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途径,来探讨从家族修谱到社区、行政村修志的现代转换,以期探索出一条方志文化走近普通老百姓生活的路径。

一、家谱编修的传统与家谱的功能意义

家谱,是记述姓氏家族起源、迁徙、繁衍、发展的历史文献。它有着几千年的文化传承,和地方志、史书构成传承中国历史文化的三大文献系统。

(一)家谱编修的传统。家谱编修传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家谱编修,和中国的文明发生基本同时。这里无法叙尽5000年家谱编修的文化传统,只能择要简言其厓略。其一,源远流长。自母系氏族社会至商代是家谱的萌生期。它的标志是口传家谱和结绳家谱。《帝王世纪》《山海经》等典籍,记载了文字产生以前的家族世系。这些家谱,首先是通过世代口传心授流传下来的。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都保留了“世系事迹,口传相述”的习俗。商代出现了甲骨家谱和青铜家谱,有一片甲骨家谱记述了兒氏家族的十一代世系。[1]周代至汉代是家谱的诞生期。为了“奠世系,辨昭穆”,周朝和各诸侯国都设立专门史官负责所有贵族家谱的记载与管理。周代谱系著作的代表作是《世本》,标志着中国家谱的正式诞生。战国时爱国诗人屈原还曾担任过记述与管理楚国王族屈、景、昭三姓谱系的三闾大夫。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是家谱的发展期。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由官方为世家大族修谱。家谱成为选官、通婚、减免赋税的依据。

唐代是家谱的兴盛期。为了树立李氏关陇贵族的最高地位,改变过去衡量族姓的标准,从李世民开始三修姓氏谱,即太宗时的《氏族志》、高宗时的《姓氏录》、中宗时的《大唐姓族系录》。宋元是家谱的变革转型期。此时,官修公谱废绝,私修家谱兴盛。修谱宗旨大变,欧苏五世图法确立,内容更加丰富与完善,续修风气形成。明代是家谱的完善期。此时家谱的体例、内容更加完善。统治者以孝治天下重视修谱,以朱熹三纲五常伦理思想为宗旨,并出现了规模较大的会通谱、统宗谱。清代至民国是家谱的普及期。此一时期的家谱,其数量和质量都远超前朝。受汉族影响,蒙古、回、满、朝鲜、彝、苗、畲、纳西等少数民族和海外有华人居住的地方也开始编修家谱。

近50年为家谱的复苏期。台湾首先修起了家谱,然后蔓延至海外华人居住地区。中国大陆民间修谱主要在1978年以后,尤其进入21世纪,民间修谱才活跃起来,并出现了一批特大型的会通谱和统宗谱。但迄今为止,我国政府相关管理机构对姓氏宗亲会组织仍不予批准,对家谱编修持不反对、不提倡的态度。

其二,众手成谱。修谱是一项文化系统工程。如以万历五年(1577)吕仕道纂《吕氏续修宗谱》为例,设有题辞、凡例、历代谱序、像赞、迁徙源流、祠墓寺图表、里居图、姓氏来源、世系、世德、规范、训典、文献、遗事、丘墓、祭田、家规、修谱衔名、修谱总论、后记、跋等门目内容。其间有凡例制定与篇目设计,有实地调查采访,有精细的世系图、祠堂、坟茔图的描绘,有大量的资料搜集与考订,有规范的编写,有严格的校对,有经费筹集与使用等。这绝不是一个或几个高人在有限的时间内可以完成的。众手成谱,它是实际需要,是规律总结,也是一种文化传统。从宋代至今,中国的家谱一直是百姓所修。百姓修的是家谱,建的是自己的精神家园。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精神追求的民族,是一个有文化自觉的民族。

其三,体例不断完善。体例上由单一走向多样,由芜杂走向科学。唐及以前的家谱重在“叙本系,述始封”,而门目极少,宋及以后则门目大增。至宋代仅世系表的体式就至少有4种:欧式、苏式、宝塔式、牒记式。但到明代以后,逐渐走向科学,家谱体式有3种:一曰纲目体,一曰条目体,一曰混合体。其后混合体被广为采用。世系表图逐渐统一采用欧苏的五服小宗法。体例发展到今天,许多家谱在主体部分釆用了地方志的章节体,史、志、传、记、图、表、录多体具备,如姓氏源流、家族迁徙为史体,祠庙志、书院志为志体,人物小传、传记、行状为传体,大事记为记体,画像、祠堂、丘墓、居址图为图体,世系、世传表为表体,附录为录体。

此外,如内容上由简单走向丰富,其间的缺项与内容漏略、行文空洞等得以克服。记述范围从郡县拓至周边,直至走向世界。这是一种发展规律,它是由姓氏人口开枝散叶所决定的。家谱数量随时益增。时间越近则家谱越多,旧时海内外所藏中国家谱52401种,[2]它们来自中国大陆地区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国外包括美国的华盛顿、纽约、旧金山、洛杉矶,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渥太华,日本的东京、京都、大阪,欧洲的法、英、德、荷、瑞典,以及韩国、越南、新加坡、澳大利亚等。

(二)家谱的功能意义。古时修谱的目的是“明世次,别亲疏”。表现形态为:同一个祖先的后代在一起生活,共同生产,共同分配,共同继承财产,共同祭祀祖先,对外共同复仇,死后葬在共同的墓地。周代建立了宗法制度,嫡长子继嗣,修谱便是为了“奠世系,辨昭穆”,以“辨昭穆”来维护嫡长子的统治地位。战国至秦汉,氏族世系之谱,重在血缘婚姻之别,地望贵贱之分,正所谓“三代之后,姓氏合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郑樵《通志·氏族略序》)。

魏晋南北朝时期修谱,则为实行九品中正制的门阀制度服务。“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郑樵《通志·氏族略序》)。隋唐仍有谱局谱官,门阀士族依然存在。但唐代实行科举制度,士族已不能再以门阀取官,往昔选官、品人、联姻的官谱作用已不复存在。唐代虽然三修官谱,但其目的恰恰是要打破过去的门阀制度,树立皇家与科举取士者的地位。

宋代官方不修谱,但鼓励民间修谱。宋宁宗曾颁布《修谱圣谕》,劝天下青年安分自立不负先祖,“大家子孙百世之各能自立,庶几于厥祖也”,以致修谱蔚成风气。家谱“别选举、定婚姻、明贵贱”的社会政治功能也随之转化为“尊祖、敬宗、收族、教化”等伦理道德的教育功能。

明代修谱更加普遍,但其宗旨与宋代相若。明太祖有《乡谱诏》,号召天下立家训家规为“矩度”“溯芳规于祖考,彰懿行于前贤,敦厚本原,懋昭天理”。又颁《圣谕六条》云:“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3]李东阳曾为茶陵《唐氏族谱》作序云:“自圣人建极,因生赐姓,而世系所由始。自圣贤倡义,因姓类族,而谱牒所由作。”[4]王夫之曾为衡阳金坑《唐氏族谱》作序云:“窃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释其义,不独水木有然,而人亦莫不然。”[5]

清代至民国时期的修谱,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内容之富,为历史之最。清代为了巩固统治,尊儒重礼,推行孝道,鼓励民间修谱。顺治帝颁有《乡谱诏》,康熙帝颁有《圣谕十六条》,其修谱作用亦与宋明同。曾国藩为衡山新桥四修《唐氏族谱》作序云:“谱不修,无以明原委异同、长幼亲疏之义,而数典忘祖之讥、渎宗紊伦之弊、悖逆之荫、戕贼之祸将迭起丛生。一族如是,积而一县一省一国如是,此大乱之道也。谱之关系何其重切哉。”[6]曾国藩将修谱对于维护国家稳定的作用,说得非常明白。这一功能,其实也是宋代以来朝廷最为重视的。

民国时期,民间大兴修谱之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外国入侵。因此,这个时期一个鲜明的修谱功能意义,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功能。浏阳唐才常支修《唐氏族谱》序云:“自古国有国史,家有家乘,虽编纂各殊,其关于血统之盛衰、民族之存亡,用意一也。故中山先生谓国族之大团体必由家族宗族之小团体集合而成,是家族宗族为国族之集合体昭昭明矣。”[7] 1942年宁乡《唐氏五修族谱·引》称:“家族为国族之基,谱牒为家族之系。……尤以迩年日寇侵华深入腹地,沩宁僻壤亦已成战区,是续修谱牒以团结家族之精神,巩固国族之基础。各族互相团结争回祖先故土,实属应时之举而刻不容缓,又为战时之所需要而迫切者也。”[8]



参考文献:

[1]在中国甲骨文中,有一块甲骨记录着商代武丁时期兒氏家族11代14人的名字,可视为迄今可见最早的甲骨家谱。该片甲骨现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

[2]参见上海图书馆编:《中国家谱总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3]《乡谱诏》《圣谕六条》均见《明太祖实录》卷255,洪武三十年(1397)九月辛亥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

[4]明正德《茶陵唐代族谱》,李东阳“序”,今藏湖南图书馆。

[5]清康熙《衡阳金坑唐氏族谱》,王船山(夫之)“序”,今藏湖南图书馆。

[6]清咸丰四修《衡山新桥唐代族谱》,曾国藩“序”,今藏湖南图书馆。

[7]清光绪十三年(1887)六修《长沙浏阳唐氏族谱》,黎宗曦“序”,今藏湖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

[8]宁乡《唐代五修族谱》,“引”,1942年印行,今藏湖南图书馆。

(待续)

(本文原载《中国地方志》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