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学斋

 隋唐时代的洛阳为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商业都城。由于隋唐王朝重视对外关系和洛阳“处天下之中”的便利交通条件，使外商来洛经营者趋之若鹜，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都洛阳的商品市场。

 隋迁都洛阳后，就积极采取措施。招徕外商来洛阳从事商品经营活动。大业初，隋炀帝“令裴矩往张掖(今甘肃境内)，监诸商胡互市”①，矩通过商胡向西域各国“啖之以利，劝令入朝。”②据《北史》卷九七《西域传总序》载：“大业中，相率而来朝者四十余国。”裴矩还通过与西域各国商人的接触，将所闻见的山川风土政教，撰成《西域图记》一书。这是古代关于新疆和中亚的地理著作，可惜后来散失。由于西域商人在沟通洛阳与西域各国关系中起重要作用，从而备受隋政府的款待。炀帝置西域校尉专事应接，伴随着使者往来洛阳，所过“郡县送迎”③，仅此一项每年“靡费以万万计”④。由此可见，隋政府对外商来洛经商者的优惠政策。

 西域商人来洛进行贸易者，除我国新疆境内的高昌、龟兹、疏勒、于阗等外，还有中亚的康国(今苏联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一带)、安国(今苏联乌兹别克布哈拉)、米国(今苏联乌兹别克撤马尔罕西南方)、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波斯(今伊朗)等。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在洛阳三市(东市、南市、北市)进行的大规模国际商品交流会，炀帝“令三市店肆皆设帷帐，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蛮夷与民贸易。”⑤又据《资治通鉴》卷一八一载，参加这次交流会的多是“胡客”。足见隋时洛阳外商数量的可观。

 隋洛阳三市都有外商活动的足迹。丰都市(东市)，周围八里，开十个门，内有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店)。街道两旁，榆柳交荫，房屋整齐，堆满了从异国他乡运来的珍奇货物⑥。通远市(北市)东临漕运的河渠，周六里，“其内郡国舟船舶舻万计”⑦。河渠的船只可直接运行通入市内。大同市(南市)规模略小于前者，但亦有外商经营的货物。

 唐承隋制，洛阳亦置三市。但由于隋末战乱，洛阳居民锐减，商业萧条，无法吸引外籍人来洛经商贸易。后经唐几代帝王的惨淡经营，才使商品交换呈现出；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舶万艘，交贸往返，味旦永曰。⑧”的局面，因而东都洛阳的商业也进入极盛时期。政局安定，经济昌盛，使外商又一次涌入洛阳。

 唐时洛阳的外商活动仍以西域各国为最频繁。他们从隋时单一零散的个体经商，逐渐发展到通过宗教走向联台。唐洛阳的袄祠及波斯的胡寺，就是他们从事宗教、商业活动的集聚地。袄教为古波斯国教，故祆祠亦称波斯胡寺。袄教流传西域各国，在洛阳信奉此教的人能组成一种团体，进行宗教、商业活动，可见他们在洛的人数不会少。1955年，考古工作者在老城北邙山脚下的唐人墓中，曾发掘出波斯萨珊王朝银币l6枚⑨，为波斯商人曾在唐洛阳从事商业活动，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众多的西域各国商人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洛阳的商品市场上，各显神通，立于不败之地，其中有不少致富者。安国人安僧道，史国人史立策，康国人康惠澄等，在洛阳经营进口贵重香料。永昌元年(公元689年)，他们凭着拥有的雄厚资本，花费巨资在龙门石窟修凿石佛洞龛⑩。则天垂拱年间(公元685--688年)，有人“曾出轻缯一端卖之，有胡人酬(以)千金⑾”捧走。外商在洛阳也不乏有较贫者，洛阳城郊就有一对夫妻开的一爿胡饼店⑿，靠小本买卖，维持生计。

 隋开凿的以洛阳为中心，沟通南北水路的大运河，到唐时愈加畅通，为外商来洛经商贸易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洛阳南距北市附近的漕渠一带”为天下舟船之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洛，商旅贸易，车马填塞⒀。”该处是大运河的码头，为商品集散地，外商船只装运的货物在此卸下．卖给洛阳商人，或者外商直接进入市场交易，以供洛阳市场的需求。外商也在洛阳市场上采购所需货物，然后装上船只，运往外地。

 隋唐两朝对外关系的发展，使之与邻国的经济往来不断增进。除了官方的贸易外，民间也很踊跃。朝鲜、日本、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的商人都涉足洛阳。远离中原的阿拉伯帝国(唐代叫大食)，从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到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的一百四十八年间，遣使到唐共有三十七次之多。至于商人到中国的，更不计其数，洛阳为其主要的经商活动点。

 总之，政治清明，国家昌盛是外商来洛经商的基本条件和环境。但中唐的“安史之乱”，造成了“东都残毁，百无一存”⒁，洛阳及其附近到处是一片萧条凄惨的景象，因此“栈车换漕，亦不易求”⒂就在所难免。外商在洛阳受到的这次打击，致使终唐之世都未能恢复昔日的元气。由此看来，国家的统一与稳定，对于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显得多么重要！

注释：

①②④《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③《资治通鉴》卷一八零《大业三年》。

⑤《隋书》卷六七《裴矩传》。

⑥⑦杜宝《大业杂记》。

⑧《旧唐书》卷九四《崔融传》。

⑨《文物》1960年8、9期合刊：《洛阳发现波斯王朝银币》。

⑩《考古》1978年6期宿白：《唐代长安城和洛阳城》。

⑾《太平广记》卷二九八引《异闻记》。

⑿《太平广记》卷四五一引《广异记》。

⒀元《河南志》卷四。

⒁⒂《旧唐书》卷一二三《刘宴传》。 

　　　（原载《河洛春秋》198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