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地区是指黄河中游洛水流域（包括伊、洛、瀍、涧诸河）这样一个地区。河洛文化就是产生在河洛地区的区域性文化。区域性的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部分，而河洛文化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河洛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发源泉之一，长期以来，一直处于领先和主导地位。说它是源泉，因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河洛文化历史悠久，影响深远，七八千年来一直延续不断，前后相接，形成一个连绵不断的文化发展系列。正是这个长期发展的文化，哺育了中华民族的祖先，影响了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说它处于领先地位，因为河洛地区位居中原，四通八达，从远古以来，一直是我们先辈活动的中心，河洛文化的发展一直领先于其它地域性文化。说它在中国文化中处于主导地位，因为它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它既具有巨大的凝聚力，有着超乎异常的吸收、包容力量把周围的文化收纳过来，促进自身文化的发展；又有辐射作用，把自己的文化传播出去，渗透出去，带动周围地区文化的发展。所以说，河洛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中确实起着巨大的带动作用。
河洛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根深叶茂，包括各个领域。首先从远古的发掘方面来说，由早期的裴李岗文化起，到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夏、商、周时期的遗存可以说是星罗棋布。夏、商、周在这里定都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格局有了一个大变动，除河洛地区以外，周围地区的文化也蓬勃发展起来，如齐鲁文化、楚文化、秦陇文化、吴越文化、燕赵文化、晋文化等。即便如此，处在中心区域的河洛文化仍然处于文化前列的位置。道家文化产生在这里，法家韩非，纵横家中鬼谷子、孙膑、庞涓、苏秦、张仪都在这里活动。其次，尽管在秦统一以后，中国的地域文化受到了冲击，呈现出逐渐削弱、减退的趋势，但河洛文化的发展仍然是充满光辉的。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个方面，汉唐以下的文化遗产，包括地下的遗存、地面的遗存、寺庙建筑、古墓葬、古城址、古器物、碑刻、壁画等，在河洛地区不可胜数。洛阳集中有唐代墓志铭在5000方以上。这样多的墓志铭称得上一部浩瀚的史书，可以证史书之正误，补史书之空白。至于古器物，像陶器、瓷器、青铜器、唐三彩等，更为丰富。洛阳收藏的文物达三四十万件之多。这些重要的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第二个方面，从学术史的角度讲，中国历史上有两个重要的学派，一个是汉学，一个是宋学。这两个学派都跟河洛地区有很大关系。汉学源远流长，影响很大，而汉学的代表人物如贾逵、马融、许慎、郑康成等一批人，他们的活动地区就在洛阳。宋学早期的代表人物二程就是洛阳人。宋代理学对中国的影响很大，对中国文化传统、对塑造中国民族性格起了重大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河洛地区孕育、产生了汉学和宋学这两大学派。
第三个方面，从文学和史学的角度来讲，河洛地区也有重大的贡献。中国的一部文学史，如果除开河洛地区，那就黯然失色。《诗经》的许多篇章都产生在河洛地区。汉代的许多文学家如贾谊、枚乘、蔡邕、曹植等，都在河洛活动。还有既是科学家又是文学家的张衡。再后“竹林七贤”、“金谷二十四友”，多是驰名一时的文人；左思赋成，“洛阳纸贵”更传为千古佳话。到了唐代，河洛地区孕育了一批如杜甫、韩愈、元稹、刘禹锡、白居易、李贺、李商隐、吴道子等文学大家和绘画大师。史学方面也是如此。班彪、班固曾在洛阳修史。陈寿在洛阳撰《三国志》，司马光在洛阳编写《资治通鉴》。此外，修《后汉书》的范晔，修《南史》、《北史》的李延寿，《续汉书》的司马彪、修《旧唐书》的刘昀、《旧五代史》的薛居正，修《新唐书》、《新五代史》的欧阳修、宋祁等著名的史学家，有的在洛阳生长，有的在洛阳活动。可以说河洛地区人文荟萃、大家辈出。
第四个方面，从宗教方面来讲，河洛地区也很车富，很有特色。这里有中国“释源”白马寺，有佛教三大艺术宝库之一的龙门石窟及巩义石窑寺，有全国闻名的少林寺。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洛阳的寺院达1300多处。可见，洛阳是佛教的文化中心。这里还诞生了著名高僧玄奘。
总之，河洛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多采，涉及哲学、文学、宗教、艺术、建筑、民风习俗等诸多方面。《河洛史话》相当系统、会面地披露和介绍了河洛文化有关的方方面面，可以使人们对于河洛文化有一个概括的、全面的以及较为深入的了解。
从一定意义上讲，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缩影。对河洛文化的研究，亦即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反思。以史为鉴，可以知兴废。司马光诗云：“欲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这个洛阳，我们可以借指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通过河洛地区比较集中地考察中华文明产生、演变、发展的过程，这对于我们弘扬民族文化，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河洛史话》是一部好书，值得一读。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