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代，其文化内涵和特征并不相同，即使是同一区域，随着时代的不同，其文化也表现出形成、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取决于它对区域外文化基因的扬弃。当然，在扬弃的同时，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交融中，自身文化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区域外的文化。这种区域与区域、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表现出一个地区文化的形成、发展与幅射的历史。
从历史的进程来看，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并不是平静的细水，而是如同一曲乐章，有低调，也有高潮，是通过高潮而得以发生大的乃至质的变化的。综观河洛地区文化的形成、发展与幅射的历史，其文化肇始于远古的新、旧石器时期，演进了夏、商、西周时代，其后，春秋、战国、东汉、北魏和隋唐时期掀起了几次发展与幅射高潮，把河洛文化推到了整个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前沿。
河洛地区，作为中华民族的摇篮，孕育了中华文化的源流。1978年在洛阳市区洛河北岸的凯旋路东段南所发现的“豫西人”，以及洛阳周围二百多处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充分证明了河洛地区是我国人类的主要发祥地之一。也正是这些远古人类的生存、活动，渐渐发展成为夏文化。相传禹都阳城，在河洛地区的告成镇附近；太康时居处的斟鄩，在属于河洛地区的今巩县西南。后来虽屡有迁都，但据《逸周书·度邑解》说：“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证明夏桀后期的都城仍在今洛阳附近地区。商灭夏后，迁都西亳，建立商朝，据《汉书·地理志》河南偃师县下班固自注：“尸乡，殷汤所都。”均说明河洛地区乃是夏商两朝的中心地区。长期生活在这里的夏、商两民族必然地创造出自己的文化，事实上，大量的考古发掘材料业已证明了这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当时的人民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不仅不断地迁徙，而且还不断地发动对外的掠夺战争，因此，在创造自身文化的同时，又与其它部落、氏族发生了原始的融合，即与今陕西一带的氏族部落和黄河中下游地区其他部落的融合。由于有这种融合，所以商灭亡以后，虽然是地处西方的周族战胜中原部族的结果，但河洛地区并没有因国都地位的失去而丧失其文化发达的先进地位，周武王在此营建洛邑城，虽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东方广大地区，但亦未尝不与文化有关。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河洛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中的突出地位已崭露头角，这是随着洛阳政治地位的加强和全国中心城市地位的确立而出现的。周平王东迁以后，在周代分封制余波的影响下，作为周天子所在地，河洛地区的文化力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虽然周天子的地位已如江河日下，呈日薄西山之势，但各被分封的诸侯国对周天子的朝贡活动仍在时断时续地进行，周天子也不时地对各诸侯国发号施令。在这样一种关系之下，河洛地区与当时全国各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在当时诸子百家出现、大师并起的形势之下，源远流长的 河洛文化日益丰富，在不断吸收当时勃兴的区域文化基因的同时，将自身文化幅射范围扩展到了与周族有联系的地区。
秦和西汉两朝，因洛阳暂时失去了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所以， 河洛文化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其势头减退，速度变得缓慢了；与此相应，它对周边地区和外界的影响，也从春秋、战国时期的高潮回落下来。但是，经过几千年积淀下来的 河洛文化基因，已开始形成了自己的总体风貌。汉成帝时，刘向曾将汉朝全境划分为若干区域，丞相张禹使僚属朱赣按区叙次其风俗，后来为班固辑录于《汉书·地理志》的篇末。根据班固的记载，河洛地区是“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这种长期积淀下来的文化现象，在以后很长时期也没有发生变化，《隋书·地理志》将隋炀帝时全国一百九十个郡按《禹贡》九州编次，各于州末略叙其风俗。豫州十六郡，基本上被肯定为“好尚稼穑，重于礼义”，独帝都所在之河南（洛阳）则被讥为“尚商贾，机巧成俗”。杜佑《通典·州郡典》记天宝年间三百多府郡的风俗，也说这里是“善贾趋利纤啬”。可见，秦汉以来业已形成的 河洛文化现象，具有极强的稳固性。
迨及东汉，继春秋、战国之后， 河洛文化的双向运动又出现了第二个高潮。大一统帝国的再建，疆域的拓宽，社会经济的进步，国力的增强，封建统治的强化，使整个中华文化大大地发展了。作为京师的洛阳代表了整个帝国文化发展的风貌。文献记载当时洛阳的全国最高学府——太学，学生多达三万人（《后汉书·儒林传序》）。班超出使西域，不仅恢复了西汉张骞“凿空”以来开通的中西交通，使丝绸之路再度畅通，而且还使丝绸之路的起点东移至洛阳，因此，河洛地区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在中外文化交流密切的情况下，作为中国古代思想的两大主流之一的佛学，在河洛地区最先开始了它那步履维艰的中国化进程。
魏晋十六国时期， 河洛文化处于激烈变动的氛围之中，受政治格局的影响，出现了一些暂时的文化现象，使这一时期河洛文化面临着调适和改造的局面。“董卓之乱”后开始的军阀混战，“永嘉之乱”后出现的“无月不战”的情况，使这一时期的人们在目睹各政权走马灯般的盛衰之余，一时形成了及时行乐的心态和追求精神寄托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上流社会中，在穷奢极欲、斗富比富之风绵漫之后，佛教文化开始大盛，与中国传统思想开始了融合，佛教的中国化进程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需要指出的是：中外文化的交流和互相影响，在这时并没有因战争和政权的频繁更替而中断。如公元265年，晋武帝代魏，《晋书·武帝纪》说：“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单于、四夷会者数万人。”
及乎北朝时期，河洛文化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以农耕文化为主的河洛文化与以游牧文化为特征的鲜卑文化，在异常激烈的排斥中完成了它们的统一，作出了一番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化选择、文化组合和文化重构。在这一过程中，河洛文化除接受洗礼之外，还经历了鲜卑文化的冲击与改造。如在文化根植的环境中，人为地将农耕区域变为畜牧区域，史称迁都以前，北魏统治者就“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养马多达二百万匹、骆驼一百多万领、牛羊无计其数；迁都以后，“复以河阳（洛阳黄河北）为牧场”畜养战马十万匹（《魏书·食货志》）。由于以河洛文化为代表的农耕文化的先进性，由于魏孝文帝所推行的改复姓、定门第、改官制、互通婚、禁胡服、断北语等汉化措施，最终使鲜卑文化融合到了汉文化的大潮之中。在这个融合过程中，河洛文化吸收鲜卑文化的合理内涵后，又再度兴盛，呈现出一派“经术弥显”、“学业大盛”（《北史·儒林传序》）的局面。
降及隋唐时期，河洛文化走向了日趋成熟的时代，经历了它向外幅射的最后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的强劲而旺盛的民族进取心和自信心，不仅造就了强盛的唐王朝，也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开放时代。在这样的情势之下，虽然号称中国封建社会盛世的唐王朝定都长安，洛阳没有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是，洛阳号称为东都、神都，“洛州官吏员品并如雍州”（《通鉴》卷200《唐纪》十六），特别是武则天又主政时，这里一度取代长安的地位，所以，整个隋唐之季，洛阳的地位仅次于长安。在封建经济全面高涨的形势下，河洛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在前代的基础上继续得到了发展，因此，河洛文化表现出了它的繁荣、深化的时代特征。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内容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外来的佛教思想由南北朝以来并立的局面而最终完成了合流，正在这一地区孕育着影响后代思想的新的文化内涵，这就是宋代所谓“洛学”衍生的理学思潮的文化基础。由河洛文化孕育出来的理学思想，可以说是儒、佛、道三教思想的高度结晶，既“不越孔孟”，以儒家思想为主体，而又出入佛道，消化并吸收了佛、道思想。它的这种文化的重新构建，正体现了中外文化空前交流的走向，其创立既标志着河洛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中独占鳌头地位的确立，又预示着一个旧时代文化的终结。
从河洛文化的产生、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河洛文化是由生长于河洛地区的远古氏族创立，经过几千年与外来文化的不断融合而发展起来的文化。这种文化虽然在每个时代都具有它自身的文化风貌和特征，但它一直代表着整个古老的中华文化的发展、运行方向，是中华文化共同体形成的一个显著标志。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研究和探讨河洛文化的全部内涵和其它的发展历史，实为了解整个中华文化发展史的关键所在。
（本文作者系郑州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