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是中国古代文化中心之一。周平王东迁，史称东周，于是洛阳成为当时的政治中心，同时亦成为文化中心。传说老子（老聃）曾作周室的史官。《庄子·天道篇》说：“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史记·老子传》：“老子者……周守藏室之史也。”这些传说是否可信，难以考定，可能有一定的根据。无论如何，这些传说的存在即是表示：许多人相信，道家学说发源于河洛之间的东周。
　　后来东汉光武帝刘秀定都于洛阳，于是洛阳仍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后汉书·王充传》云：“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也……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这就说明，当时的洛阳，不但有国家最高学府太学，而且还有卖书的市肆。王充的博学，实受益于洛阳的书肆。
　　到北宋时代，首都在开封，而洛阳也是一个文化中心。在宋神宗时期，司马光、邵雍、程颢、程颐都曾在洛阳讲学。二程在洛阳讲学的时间较久，当时二程之学号为“洛学”。司马光主要是政治家、史学家。邵雍讲象数之学。在哲学上影响最大的是二程。当时张载亦曾在洛阳居住，但张载长期在关中讲学，当时号为“关学”。而关洛之学有相通之处。程颐年寿较长，弟子众多，虽然晚年受到反对派的排斥，而他的弟子仍笃信师说。金兵入侵，宋室南迁，洛阳虽然陷落了，但二程的洛学却受到南宋学术界的尊崇，逐渐取得了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当时胡安国、朱熹、吕祖谦、陆九渊等都宗仰二程的学说。朱陆的态度不同，朱熹继承二程之学，而对明道有所批评。陆九渊推尊明道，而不同意伊川学说。虽然如此，朱陆却都是洛学的继承者。
　　朱子编著《伊洛渊源录》，辑录了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邵康节、张横渠以及二程弟子的传记资料。其中濂溪是二程的老师，康节、横渠是二程的前辈，其学说本不属于洛学，但朱晦庵都把他们列入《伊洛渊源录》中，这表示一种态度，即认为洛学是北宋学术的中心。朱子晚年虽受到排斥，但是他死后不久即受到南宋朝廷的尊崇。从南宋后期开始，历元代、明代以至清代，程朱学说成为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程朱学说成为中国近古时代（先秦时代是上古，汉至隋唐是中古，宋元明清时代是近古）的统治思想，不是偶然的，而有其必然的原因。这是因为，程朱学说具有巩固社会秩序、维护当时的生产关系的作用。而程朱学说之所以具有如此的作用，是由于程朱建立了以“理”为最高范畴的体系。程明道尝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以理为最高范畴，确是始于明道。所谓理的内容即是仁义礼智等道德原则，也就是君臣父子之理，即臣服从君、子服从父的等级秩序。南宋以后，“天理”观念深入人心，从而巩固了当时的社会秩序。这种哲学思想，具有两重含义，一方面宣扬道德自觉性，肯定人格价值，认为人人必须坚持道德节操，作一个有道德的人。另一方面，肯定了等级服从关系，为阶级压迫提供了理论辩护。例如程颐有两句名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在当时本来是就妇女再嫁的问题讲的，后来遂成为压迫妇女的反动教条。然而也有许多人把这两句作为处理民族矛盾的原则，在外族入侵的时候，坚持抗争，宁死不屈，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多年以来，有许多论者认为程朱理学是中国封建末期的反动思想。事实上，两宋时代的生产关系仍在发展之中，当时尚无新的生产关系。程朱学说是维护当时正在发展中的生产关系的，因而不能说是反动的。两宋时代，科学技术、文学艺术，都有高度的发展，张载、二程的哲学思想亦超过了汉儒。应该承认宋代文化的历史价值。
　　程朱理学是中国近古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程朱学说是洛学及其发展。这也就是说，中国近古时代的统治思想导源于洛阳。这就表明了河洛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作者：张岱年，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